后媒体时代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1976年以前（或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筑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定义为民族主义，表现为所有的建筑现象都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以及一种世界观，这是权力与政治阴影下的单一文化态现象。这一时期的建筑理论与批评也以对民族主义建筑的讨论为主，语言风格上模仿前苏联，呈现出整体统一的价值取向。
　　时间再回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被强制性地带上开往后现代主义②的列车。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权力与政治的约束，形成一整套的“共识法则”，一切建筑叙事主题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并且为人们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权力与政治影响式微，“共识法则”被颠覆，“科学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而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利奥塔）”，随后，中国建筑界呈现“百花齐放”的丰艳效果。建筑理论与批评终于走出了权力与政治的阴影。
2.视觉化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体时代审美的视觉化倾向，视觉符号正在或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而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④。英国艺术批评家伯格说得好：“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⑤在各文化产业中，视觉符号被大批量生产出来。视觉形象的生产和传播，并不只限于艺术领域，艺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了，审美过去是艺术家的专利，如今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专利，业主、公众都有参预、评判与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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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理论与批评刚刚走出权力与政治的阴影，又面临这样一个好的建设时代，应当说应该有好的建树，可惜，西方建筑文化丰富的形式语言拥入得太快（上海建筑金、银、铜奖的评选中，约半数方案为国外建筑事务所设计），让人眼花缭乱，又乱了阵脚，很多建筑师便再也无心深究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问题，而一味采取“拿来主义”。中国的建筑理论界俨然与西方建筑理论界全面接轨：西方的各种建筑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的建筑媒体中找到介绍。中国的建筑批评更呈现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满视觉张力的精美建筑图片为主，以西方建筑理论片言为点缀，以对建筑的参观性介绍为主线，因此整体缺乏理论深度。
3.边缘与中心
　　此处所说的边缘不是指前文所指的中国文化的边缘地位，而是指在建筑理论与建筑批评中围绕建筑学价值为内核的部分为中心，外围的远离建筑学价值内核的部分为边缘。察看中国目前的建筑批评与建筑理论，会发现中心冷寂、边缘热闹的场景。关乎建筑学价值的讨论与评判很少见，而建筑理论与批评的大众化倾向却十分明显。大众对建筑批评的关注与热忱虽然是一件好事，但大众的评论不能作为建筑学核心意义上的评价基础，大众与媒体的参与充其量只是丰富了建筑学的外延，形成建筑学科对大众与其他领域的开放，但这并不能在根本上影响建筑学的基本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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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方，现代主义的天才常常感到与大众的疏远（这一点可以在波德莱尔的诗歌里明显地看到），而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则明显有一种取悦大众的倾向。当代中国一批年青的建筑师以一些“很有思想”的建筑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知名度，媒体曝光率很高，各种学术会议与展览上也时常会有他们的身影/作品出现，他们的行为与活动虽然促进了建筑师与公众之间的了解与互动，繁荣了媒体的建筑现象与评论栏目，但在这些喧闹的表象背后，究竟有多少属于建设中国当下建筑文化内核的部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要寻找的东西也许只在灯火阑珊处。
4.哲学
　　把当前建筑理论与批评（世界范围内，亦包括中国）的繁华的表象剥去，剩下的是什么呢？哲学，仅仅是哲学，哲学的理论，哲学的语言。建筑学界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哲学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新现代主义、现象学、语言学、符号学……20世纪所出现的哲学理论几乎都被建筑师与理论家引用或移植到建筑学体系中来，形成各种建筑理论与批评的系谱。
　　虽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些建筑师不过是把这些时髦的哲学作为抬高自己身份的藻饰⑥，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仍有相当一部分建筑师在实践着他们所理解或误解的哲学家的哲学。例如，埃森曼在威克斯勒视觉艺术中心和其他一些艺术作品中，把解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取消中心”和“文本的游戏”思想作出了建筑形象上的直观表达，建筑成为其哲学思想在现实世界中的载体。
　　除了那些认真实践着其所追奉的哲学思想的建筑师之外，也有相当多的建筑师拒绝承认建筑理论和批评家为其贴上的流派标签。他们认为属于哪一种建筑流派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如何解决建筑“此时此地”的问题，即解决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建筑形式与功能问题——这仍属于现代主义建筑的大范畴。
　　现代主义在20世纪后40年中得到不断的反思与修正，从60、7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反叛与解构主义对中心的消解开始，现代主义建筑思想与哲学就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寻求新的语言系统，以突破到处通用的呆板的“国际主义”。最初时的 “反叛”意味着对“异质标准”（后现代主义的主张之一）与“不稳定性”（解构主义的主张之一）的追求，亦即从内部破坏先前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常态科学”的基础构架，倡导冲突和论争，以异于现代主义建筑审美的标准来创造和实践新的建筑理论。
　　20世纪是建筑与哲学关系最亲密的一个世纪。
5.语言
　　20世纪后半叶，在反现代主义的理论中最有语言冲击力的当属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该书第一章“错综复杂的建筑：一篇温和的宣言”本身就是对英国18世纪的一篇著名讽刺散文《一篇温和的建议》的戏拟。虽名为“温和的宣言”，其实并不温和，相反却极为激进，它表达了对现代主义僵死的、教条的美学规范的深刻嘲讽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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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后媒体时代的来临，语言的张力逐渐让位于形象的狂欢，语言的批判能力逐渐疲软。从现代主义的大纛——《走向新建筑》（柯布西耶）到文丘里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再到当代西方的建筑理论文本，我们会发现语言力量的逐渐消解。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力度以后现代理论文本为最，而其后的理论都是对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某种程度上的“归顺”。而西方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降，后现代主义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后现代哲学著作中的非理性主义与虚无主义较之早期的后现代有所收敛，但却是更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试图借鉴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对现代理论的批判重建理性、批判、能动性与民主”⑦。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建筑理论与批评的语言立场与哲学的语言立场何其相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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